归根到底绍天朝廷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

说句简单点的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监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给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

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然后呈送皇帝再由司礼监批红再交由内阁内阁再交给六科。

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

在这个程序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他们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就是如果觉得不对可以驳回拒不下发执行。

得改。

改了还不行仍驳回。

这个权力很大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

正因六科权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搅风搅雨。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科道官是谏臣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驳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这些人再搞起党争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

可是在绍天朝完全就不一样了。

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是朱以海亲自决策他搞了个总理处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相当于中书门下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

六科虽然还在但朱以海同样规定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军队等等于是完全不用经六科封驳了。

他们没权封驳由总理处发出的旨意。

六科言官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驳权那就再没有了制约皇权敢跟皇帝说硬气话的资本了。

六科现在只能盯着内阁、六部的执行。

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营亲军所以过前大明百官们屡试不爽的那套绑架朝廷绑架皇帝的办法在朱以海这里彻底不得行了。

就好比各地的税赋传统的田赋、丁银仍由地方官府征收但工商税关税以及厘捐这些已经由专门的税务厅征收。

在各省新增设了税务厅各府设税务局县设税务房等条条和块块的区别。

他们甚至还有专属的税警。

这相当于以前盐法道、督粮道、水利道等改变而来过去分守分巡兵备海防诸道直接改为了分巡一道提高等级加强权力使之成为管理数府的小巡抚完全在知府之上。

而原来的一些其它的杂道则整编成各种专门的厅直接隶属于巡抚垂直分管府县的专业事务。

地方官员在税务这块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赋地丁银其它的税务由税务厅直接管理征收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系统。

地方官征收的税务部份留存使用部份起运上缴。

而国税部份各地税务厅直接管辖征收有税察营强力保证所征缴的税收也不过地方手直接起运甚至特殊的关税、厘金这块还是由军队直接代征收的。

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对税的插手能力减弱税赋钱财都不过他们手想贪也难。

而税务厅局属于各省特别派出衙门管理上垂直管理相应的比原来各地府县征收的情况要好很多。

这些税征收、上缴然后调拔发放都与过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而皇帝能实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就好比崇祯虽然是天子但其实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他的权力要通过官僚集团行使而整个崇祯朝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们再内斗他们也仍是一个阶层跟皇帝不是一体的。

朱以海却有真正的权力因为他是由下而上通过底层起兵一点点重新构建了权力层。首先是他自己建立的御营掌握了真正的军权军官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许多都出身普通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

有了军队占了地盘然后重新替换了新的地方官吏体系。

这就好比崇祯在北京说要加税每亩加二分银会有无数人反对甚至最后银子多征了朝廷却没看到银子士兵仍然没发到饷。

但如果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对山下的村民说按每亩要收两分银子保护费却往往能够做到。

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规矩都可以。

往大了些说崇祯末年诸如左良玉、刘良佐、高杰这些军阀在地方上要摊派什么钱粮甚至要废立什么新规却都能够很有效力说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这个权力已经打破了和种掣肘束缚打破了旧有平衡格局。